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显现成效，对经济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简政放权、放松管制被认为是“见效快”的措施之一。中央政府精简几百项行政审批事项，且所有城市都设有行政服务大厅，极大地推动了创业和创新。“我邀请所有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去看看，每个城市都有政府行政服务大厅，确实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对居民和小微企业帮助很大。此前几个月办不下来的事，现在几天就办成了。”对于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各方的高度关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这样回应。
营改增等税收改革，降低企业负担、营造了公平的市场环境，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点睛之笔”。以火锅界的“传奇”海底捞为例，营改增推行3个月来，仅北京地区门店就减税836万元，减税幅度达到45%。不止是减负，由于抵扣需要，改革倒逼企业尽力筛选优质供应商，目前海底捞北京地区95%的供应商已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所进原材料成本可顺利抵扣税金。
对于中国的营改增改革，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税收政策与管理部帕斯卡·圣塔曼表示，中国将一个传统模式的、低效率的增值税制度，发展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增值税制度，不仅将服务业纳入试点，甚至在金融业营改增这一世界性难题上取得突破。“中国的经济增速，令欧盟国家羡慕。我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非常有信心。”他说，正是这样的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消费，保障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相较于这些“见效快”的措施，中国方案中也有相应的“保长效”措施，主要用于化解产能过剩、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比如，针对“三去一降一补”提出的任务和工作目标，摒除简单增加财政开支的思路，而是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削减低效支出等办法来解决问题，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速城乡要素流动，也是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包括推进义务教育经费的可携带、统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支持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定居等。这些政策目前已取得较好成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努力和成效有目共睹，为处于深度结构调整中的世界经济提供了可选择的路径和方案。
近年来，G20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做出了许多政策努力。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上，各方围绕就业、投资、贸易和竞争等领域制定了千余项促进增长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数百项结构性改革承诺。但总体上，G20结构性改革进展仍落后于预期。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便广受认可，由于各国情况差异较大，“众口难调”导致改革承诺难以落地、协调性也不足。这不仅需要一个能兼顾各国异同的科学方案，还需以成功的实践来增强各方信心。
在2月26日举行的2016年第一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楼继伟提出，“G20要加强改革行动的顶层设计，制定出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和一般原则”。这样寻求改革“最大公约数”，既能够有针对性解决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又能够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差异。中国主张一经提出，迅速得到积极响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表示，考虑到当前经济复苏脆弱，市场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全体G20成员应当加快结构性改革，切实落实改革承诺，但政策选择上如何平衡非常重要，需要明确哪些政策先执行、哪些政策可以推后，还需要明确哪些配套措施必须及时跟进，以带来平稳有效的经济增长。
在4月份华盛顿召开的今年第二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改革框架取得突破性进展。此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方面的9大优先领域及其涵盖的48条指导原则。在此基础上，7月份在成都召开的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形成了一套监测和评估各国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这不仅有效加强对G20各国改革进展与成效的监督，也较为客观地衡量各国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
对于如何在世界范围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席国，中国结合国际经济形势和自身的实践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案。
首先，提出“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三大政策共同发挥作用，依靠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建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双双分析说，需求仍是拉动世界经济短期复苏的关键。提高全球总需求依然需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实施同样也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
其次，强调全球税改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障。中国大力主张在G20多边机制中推动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有效落实，推动国际税制改革，倡导各国提高税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透明度、确定性和规范性，为全球经济增长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第三，充分重视指标体系的操作性。用于整体评估与衡量各国结构改革效果，既要避免评估体系过于片面，无法衡量结构改革对各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效益;还要避免评估过程细节化，无法全面衡量结构改革对各国宏观经济的综合效用。
